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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、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余淼杰:促進共同富裕稅制調整是關鍵,應研究征收資本利得稅、房地產稅、遺產稅等
作者:cdyhjy    發布于:2021/08/27   來源:
摘要:

    8月17日,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(以下簡稱會議)正式召開,其中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是會議研討重點。

    共同富裕理念,于1985年首次提出。十八大以來,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,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,打贏脫貧攻堅戰,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。

    什么是共同富裕?在8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發布會上,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表示,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,不是少數人的富裕;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,不是僅僅物質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虛;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,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。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斗,這是根本途徑。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,先富帶后富、幫后富,不搞“殺富濟貧”。

    在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道路上,我國應當在哪些方面精準施策,扎實推進共同富裕?為形成中間大、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,具體有哪些路徑值得探索?又如何構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?

   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、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余淼杰就此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。訪談過程中,余淼杰多次強調稅制改革的重要性。他指出,設計更加科學的稅制結構,降低間接稅的占比,同時研究征收資本利得稅、房地產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、奢侈品消費稅等稅種,有利于化解階層固化風險、完善分配制度,更好促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。

余淼杰。資料圖

    《21世紀》: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強調,要堅持循序漸進,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、艱巨性、復雜性有充分估計。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,如何理解“長期性、艱巨性、復雜性”?

    余淼杰:總體而言,我國的收入基尼系數絕對數較高。根據我最新掌握的數據,202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.41,盡管在發展中國家中處于低位,但依然高于0.4的國際警戒線。

    而從新發展理念中的“協調”角度來看,我國主要面臨三個方面的不協調。

    第一是城鄉差距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,我國的城鄉收入比達到了接近3.5的水平,而在黨的十八大以來,這一數值逐步下降,在2020年達到2.56,但仍距離發達國家1.6的水準有一定差距。

    第二是行業差距。從分行業就業人員年薪來看,排名前三的信息互聯網行業、科技業以及金融業的薪資水準要遠高出排名末三位的建筑業、餐飲業和農業,首尾之間相差三倍有余。

    第三是地區差距。東部地區的工資水平要比中部、西部與東北地區高出一籌。

    從總體到結構,共同富裕的長期性、艱巨性、復雜性就體現在這里。所以會議指出,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。

    《21世紀》:會議指出,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、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,暢通向上流動通道。當前阻礙勞動力、人才社會性流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?為此應當如何精準施策?

    余淼杰:阻礙勞動力、人才社會性流動的主要因素體現在三個方面。

    首先,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人口無法按需流動。

    其次,即使人才能夠在大城市獲得戶口,又面臨房價過高的問題。

再次,由于當前對于資本所有者的政策相對寬松,其下一代相較其他階層而言更容易獲得資源,更容易獲得成功,階層固化的風險正在提升。

    針對這些問題,我認為稅制調整是關鍵。當前我國的稅制結構仍以間接稅為主,即使在稅改之后以增值稅、營業稅為主體的間接稅占比也達到40%左右。間接稅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,基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,間接稅呈現出累退的特點,增加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稅務負擔。這一稅制結構對勞動調節有余,而對資本調節不足,所以我們應當增加直接稅的比重,同時征收稅率相對較高的資本利得稅、遺產稅、房地產稅等。

三次分配中,稅制的設計與改革應當更加科學。視覺中國

    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

《21世紀》:為形成中間大、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,具體有哪些路徑值得探索?

    余淼杰:會議已明確五個方面的工作要求?傮w上是要構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,加大稅收、社保、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;細節上則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,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,合理調節高收入,取締非法收入。

    總體要求就是既暢通向上流動的通道,又強調兜底保障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,堅持的原則是強調效率與公平的統一。

    要做到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,關鍵在保就業、保市場主體。在疫情沖擊之下,許多中小企業面臨生產經營的困難,我們就要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之紓困。另一方面,我們還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,通過減稅降費的措施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。

    至于合理調節高收入,則還是要從稅制改革的切入口突破。另外我們還要堅決取締非法收入。從以上五個方面來形成橄欖型的正態收入分配結構。

    《21世紀》:重點加強養老、醫療、教育、住房等基礎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,對于促進共同富裕有何意義?

    余淼杰: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兩大挑戰。一方面,國際形勢空前復雜,逆全球化的勢力正在抬頭。另一方面,從內部環境來看,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,“人口紅利”漸漸消失,因而我們必須重視民生工程的建設,做好生育、養育、教育工作,以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。

    我國現已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,“雙減”政策的落地也為提升教育的普惠性、公平性邁出了堅實腳步。我們還應堅持“房住不炒”,從供需兩端調節房價過高的問題。同時要重視養老、醫療方面的工作,為步入“深度老齡化”社會做好充足準備。

    如何完善第三次分配

《21世紀》:會議指出,構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。三者的內涵與特點分別是什么?

    余淼杰:初次分配主要是靠市場,多勞多得,少勞少得,不勞不得,按照各種要素的邊際貢獻參與分配,初次分配的核心目標是把經濟蛋糕做大,強調的是效率。

    再分配主要通過稅收、社保以及財政的轉移支付進行調節,強調的是公平。

    三次分配主要通過道德及社會價值理念的引導,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捐贈、慈善事業,更好地達成“先富帶后富”的目標。

    《21世紀》: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應注重哪些方面?如何有效規避公益慈善事業中出現的“黑天鵝”風險?

    余淼杰:2019年,我國捐贈額占GDP的比重僅為0.15%,捐贈數量仍然較少。慈善公益文化也并未深入人心,個人捐贈的比重不到40%,而西方發達國家則達到75%的水平。富人的捐贈意識也相對薄弱,多將財富通過代際傳承的方式進行管理。

    為此,我們一方面要倡導高收入群體以及利潤豐厚的企業肩負起社會責任,更多投身于公益慈善事業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,稅制的設計與改革要更加科學,這里我提出五點。

    第一,應當盡快研究征收資本利得稅、房地產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的方案。

    第二,推動形成寬稅基、低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制度。

    第三,要針對不同行業實施差異化的稅率,致力于科技創新的企業應當減稅,而包含娛樂行業在內的收入畸高產業應當施以重稅。

    第四,要研究開征對奢侈品的消費稅。

    第五,要充分發揮稅收對捐贈的激勵作用。

    如何有效規避公益慈善事業中出現的“黑天鵝”風險?我們應當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,建立健全公益慈善事業中的會計、審計制度,避免出現假公益、真洗錢的現象。

(信息來源:21世紀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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